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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单挑徐志摩

2017/8/12 19:17:46   0人评论   查看1153次 作者:徐振泽

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过一个百家争鸣的景象。此间,因政治取向、学术观点、集团利益、人格品行等原因,派别及代表人物之间的论争十分激烈。…

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过一个百家争鸣的景象。此间,因政治取向、学术观点、集团利益、人格品行等原因,派别及代表人物之间的论争十分激烈。其中被称为“黑旋风”的创造社砥柱成仿吾更是手轮板斧,东挡西杀,成为那场论争的主要角色。

  1923年6月3日,成仿吾在其主办的《创造周刊》第4号上发表了他四天前写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信件虽寥寥数语,但烽烟滚滚、文笔狠辣。因此事涉及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梁实秋、胡适诸人,故解读起来颇有味道,对了解那段历史及这些名人也大有裨益。即使是欣赏一下这些大师笔战时的风采,也是好的。

  这封信全文如下:

  志摩兄:

  前几天沫若接到了一位朋友的信,说你在《努力》上骂他,我最初很不相信,及买来一看,才知道真有这样的奇事。你前回嘱我向沫若致意,我正想回复你,说我们既然志同道合,以后当互相砥砺,永远为友,你最近的信,还问我能不能住北京。你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放冷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以至于此!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的那句诗,全在侮辱沫若的人格。我想你要攻击他人,你要拿十分的证据,你不得凭自己的浅见说他人的诗是假诗,更不得以一句诗说人是假人。而且你把诗的内容都记得那么清楚(比我还清楚),偏把作者的姓名故意不写出,你自己才是假人。而且你既攻击我们是假人,却还能称赞我们到这般田地,你才配当“假人”的称号。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人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我在这里诚恳地劝你以后少做些虚伪。成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别来一无长进,只是越穷越硬,差堪告慰。

  成仿吾

  从信中可知,成仿吾之所以讨伐徐志摩,主要是因为对方“攻击沫若的那句诗,……侮辱沫若的人格”。那么徐志摩为什么要攻击郭沫若?此事与成仿吾又有何干系?让我们从郭沫若的这首诗说起。

  1921年10月5日,郭沫若写了一首诗,题目是《重过旧居》。作品完成后,因诗中提及田汉,所以曾抄寄给他。后来该诗在《海外归鸿》里重新写出,发表在1922年5月1日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诗的内容是:

  《重过旧居》

  别离了三阅月的旧居,

  依然寂立在博多湾上,

  心中怦怦地走向门前,

  门外休息着两三梓匠。

  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

  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

  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

  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

  我忘不了博多湾里的明波,

  我忘不了志贺岛上的夕阳。

  我忘不了十里松原的幽闲,

  我忘不了网屋汀上的渔网。

  我和你别离了百日有奇,

  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

  我禁不住我的泪浪滔滔,

  我禁不住我的情涛激涨。

  我禁不住走进了你的门中,

  我禁不住走上了你的楼上。

  哦那儿贴过我生日的诗歌,

  那儿我挂过的Beetthown的肖像。

  那儿我放过的《牧羊少女》,

  那儿我放过金字塔片两张。

  那儿我放过白华,

  那儿我放过我和寿昌。

  那儿放过我的书案,

  那儿铺过我的寝床。

  那儿堆过我的书籍,

  那儿藏过我的衣箱。

  如今呢,只剩下四壁空空,

  只剩有往日的魂痕飘漾。

  唉,我禁不住泪浪的滔滔,

  我禁不住情涛的激涨。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郭沫若刚从日本归来,像一只归雁,带着海水的腥涩,来到寂立在博多湾上旧居,他期待着家的温暖和亲人的相拥,不料面对的却是妻儿流离失所的悲凉。因拖欠房租,老婆孩子已被房东赶了出去。经人指点,他才找到她们寄居的地方。只见大儿子蓬头垢面,坐在破败的院中独自玩耍。过了好一阵,靠打工谋生的妻子安娜才领着小儿子回来,但其状憔悴而狼狈。见此情景,郭沫若忍不住“泪浪”横流。然后,他领着儿子去理发,经过旧居时,故人往事,浮现眼前,于是便有了“泪浪滔滔”的一幕。

  应当承认,郭沫若这首诗算不得上品,可是也没什么太蹩脚之处。不料徐志摩读过之后,竟将其当成了他一篇评论《坏诗,假诗,形似诗》的反面例证。徐志摩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固然做诗的人,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一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个月前的故寓,这三个月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不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接着,徐志摩还带着嘲讽地口气说:“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徐志摩是在就“坏诗、假诗、形似诗”进行评说之后、在发表了“人有真好人,真坏人,假人,没中用的人”、“诗也有真诗,坏诗,形似诗”等“高论”之后,才提到郭沫若这首诗的。所以不管他事后如何解释,都可以肯定他认为郭沫若这首诗属于形似诗,即非好诗。而郭沫若本人也非……

  客观地讲,徐志摩在这篇文章中对郭沫若的评论实在是有失水准,即使被成仿吾骂作“假人”、“虚伪”也不过分。因为文章充满了戏谑与嘲讽,毫无同情心地将郭沫若看到亲人流离失所的悲伤比作“踹死了一个蚂蚁”,让人难免怀疑他撰写这篇文章的用心。

  徐志摩的《坏诗、假诗、形似诗》是与郭沫若关系密切的洪为法首先看到的,随后便到了郭沫若手中。考虑到与他们同在创造社的郁达夫是徐志摩中学同学,而且是郁达夫将徐志摩介绍给大家相识的,所以郭沫若没有直接与徐志摩理论,而是将整个情况讲给了创造社斗士成仿吾,于是就有了成仿吾写给徐志摩信。

  为解释自己向徐志摩发出檄文的原因,使其“遗臭万年”,几天后,《创造周报》又刊登了以成仿吾名义发表的《通信四则》,即四封书信。其中一封是洪为法的“告状信”,一封是成仿吾讨伐徐志摩的这篇“檄文”。另外两封竟然是此前徐志摩写给成仿吾,赞美郭沫若和成仿吾,以及向创造社“投怀送抱”的信。其中在1923年3月21日致成仿吾的信中徐志摩写道:“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竞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

  在另一封信中,徐志摩称:“……沫若先生已归,至喜。……雅典主义,手势戏——我笑到今天还不曾喘过气来,且看那位大主笔怎样来答辩!创造此地颇不易买到,能再寄我两份否?至感。”

  成仿吾的《通信四则》像炮弹一样,确实把徐志摩炸了个人仰马翻,因为其中既公开了徐志摩日前对郭沫若近乎于谄媚的夸赞,更有他对《小说月报》编辑、即徐志摩所指的那位“大主笔”郑振铎的冷嘲热讽,从而使他同时得罪了当时中国两个著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那么徐志摩为什么会如此贬低《重过旧居》和郭沫若本人呢?主要是徐志摩与郭沫若的物质生活条件差异巨大,使他根本不可能理解郭沫若的情感。这也正是人们一再强调创作应源于生活的原因。

  徐志摩系富家公子,其父徐申如为浙江海宁富商,不仅有发电厂、酱园、丝绸庄等工商产业,还在钱庄拥有股份。可以想象,一个从小到大衣食无忧,乘轻驱肥的少爷,怎么能理解他人因经济拮据,妻儿被赶出居所的悲伤和作为丈夫、父亲的那种愧疚?一个只能在“沙扬娜拉!那一声珍重里才有蜜甜的忧愁”的情圣,怎么会为情爱之外别的什么而流泪呢?于是,他把郭沫若的“泪浪”看成是无病呻吟,看得像“踹死一只蚂蚁”那么不值得动情。

  徐志摩对郭沫若在《重过旧居》中注入情感的蔑视,令成仿吾愤怒至极。因为他也是一个穷人,当年,其兄成劭吾在将他带到日本时,因为穷,两个人只能用一个人的留学资助,所以他不仅能读懂郭沫若的诗,还能从中找到自己,进而对嘲笑穷人的富家子弟嫉恶如仇。成仿吾的这种心理在他写给徐志摩的檄文中宣示得特别清楚,即“别来一无长进,只是越穷越硬。”

  我们不能断定成仿吾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当年的贫穷有多大关系,但至少此刻他与郭沫若的心是相通的,即使抛开在文学社团中的关系,他也会亮出板斧,杀向徐志摩。

  此外,成仿吾这时对徐志摩一直摇摆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显然有些误会,而且一度怀疑是胡适在从中作祟。

  后来,这件事情的发展和结局是这样的:

  首先是徐志摩发表了一篇《天下本无事——徐志摩致成仿吾》的公开信,刊登在《晨报副刊》(1923年6月10日)上。这是一篇全面反应徐志摩品德和大师风采的文章,在笔者看来,与他那“轻轻的……”《再别康桥》完全可以相提并论。复信中,徐志摩首先以攻为守,但口气却充满了朋友的嗔怪。他说:“我看完了那《通讯四则》以后,思想颇不单纯。现在我提起笔来平心静气的写一封复信,盼望你和其余看到这信的诸君,也都能平心静气的看。我说平心静气仿佛我心原来不平气原来不静似的,但这又是用字句的随便(世上多少口角只是原因于用字句的随便!)因为实际上我非但无气,而且有极真的心想来消解在他人心里已经发动的不必有的气哩。如其我感觉到至少的不安,那就为的是你不曾问我的允许,将我给你私人的信件发表了。因为你是乘着一股嫉伪如仇的义愤,急于‘暴露’‘假人’的真凭实据,再也不顾常情和友谊,但我猜想你看了我这篇说明以后,也许不免觉得做事有时过于操切吧。”

  随后,徐志摩就其评论郭沫若《重过旧居》时的情形做出了解释,他说:“不过有一点我到此刻想起应得乘便声明的。我回想那篇杂记通篇只是泛论,引文却只就‘泪浪滔滔……’那四字,而且又回反重复自得其乐的把四字重复使用。我觉得我也不能过分,深怪你竟以为我有意与沫若‘抬槓’。我很盼望沫若兄的气没有你仿吾这样标类的湖南人那样急法,但如其他也不幸的下了主观的断语,怀疑我有意的挑拨,我只有深深的道歉。还有由假诗牵涉到假人,更是令我失笑的大搭题。我绝对不曾那样的存心。”

  在解释他评论郭沫若的诗与此前对郭的评价为什么判若两人时,徐志摩写道:“我说的话我句句都认账的。我恭维沫若的话,是我说的。我批评‘泪浪滔滔’这一类诗的疏忽,是我说的。我笑话《雅典主义》与《手势戏》,是我说的。但我恭维沫若的人,并不防止我批评沫若的;我只当沫若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不可侵犯的。我说‘泪浪滔滔’这类句法是不可做榜样的,并不妨害我承认沫若在新文学里是有建树的人。”

  在信的最后徐志摩写道:“关于自己的清白,是无所谓的,我如其希望什么事,就只前面再三说过的劝各方面平心静气的消愁解隙……我确信世上没有不可消解的嫌隙,我话也完了,请你们原谅我的一番至意。”

  继徐志摩发表《天下本无事》后,梁实秋也就成仿吾讨伐徐志摩之事给成写了一封信,后来被发表在《创造周刊》第8号(1923年8月5日)上。此事与梁实秋本无任何有关系,他为什么要进来趟这里的浑水?笔者想引用滕征辉所著《民国大人物》中的几句话加以说明。该书在谈及梁实秋与成仿吾、徐志摩等人的关系时写道:“一年暑假,梁实秋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时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会面。他们从四马路的一端开始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多年后,一次胡适让徐志摩叫他喝花酒打牌,梁实秋大惑不适……”虽然这都是事此前此后的事情,但也足以说明梁实秋插手此事实属必然,同时也能猜得其态度肯定是各打五十大板。不过这里用“各打五十大板”之言确实不大合理,因为按年龄成仿吾与徐志摩同庚,都出生在1897年,而梁实秋生于1903年,小他们6岁,虽然他们发表处女作的时间相仿,当时的名气也几近相同,但哪有弟弟打哥哥屁股的道理,但梁实秋就是打了。

  果然,梁实秋在给成仿吾的信中首先写道:“我和志摩虽只有一面之交,但我平时是很敬佩他的作品,至今还是敬佩他的作品。惟他这次评‘泪浪滔滔’,不管这句诗是谁做的,我觉得异常的失望!诗而可以这样的呆评,则古往今来的诗可存的恐怕没有多少了。我不是说沫若的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句句都是没有些微疵谬,我是说沫若‘泪浪滔滔’这四个字是无论如何,在不可议之列。志摩这个人是不是诚心做伪的人,我不能立刻的武断。我觉得他确是十分忠于艺术的一个,在品格上比……高出万万。但在‘泪浪滔滔’的评论里,志摩的见识似乎又与‘哈’所差无几了。志摩复你的信,大致是不错的,有几处写得很沉痛的,只有一处我不满意,并且疑心他倒真是近乎‘作伪’了。”

  随后,梁实秋就他“不满意”的问题对徐志摩提出了四点质疑,并表示要搞清楚。

  接下来他便开始从朋友的角度劝说成仿吾,梁实秋在信中写道:“在周报上你给志摩的信,我觉得有很不妥当的地方。我想我若这样的直言规劝你,你必当不怪罪我的。你未免太气盛了嫉恶如仇,心直口爽,原来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但是你对于正义的热情有时太急烈了,时常反而自陷于理论的错误而不自觉。你给志摩的一封短信里,发现许多不大合逻辑的话。”

  在列举了两条所谓问题后,梁秋实接着写道:“仿吾!志摩复信说你过于操切,我也是这样的劝你,我不劝你以后噤若寒蝉,我劝你立言再审慎一些。仿吾!愈是说话能得人敬佩的,愈是说话要小心。我愿意你知道你居的地位,做现在一般批评家的榜样。……仿吾啊!李逵是一条好汉!是愈穷愈硬愈直的好汉!在现在国内这种乌烟瘴气的妖魔鬼怪的文艺界里,只有一个李逵,我还嫌少呢。……你大可以当一个李逵,只要斧法不乱。匆忙中不能多写,七月里我们定可一晤。祝你和沫若、达夫安好。”

  想想看,谁看到这样的文字,听到这样的规劝,能不动情,能不走心呢?于是,成仿吾给梁实秋又回了一封信,信的全文我们转抄在这里,与本文的开头做个呼应。

  成仿吾致梁实秋的信:

  实秋:

  你忠告我的话,我读了很欢喜。人家骂我是黑旋风,我自己也在又喜又愧,可怜我怎么也比不上这个赤裸裸的人。然而近来能不顾他人的褒贬,似乎又已与他接近了一步;昨夜醉眼朦胧之中,接到志摩寄给我的《晨报》副刊,我居然大笑了。

  我数年来深受耶稣的人格的影响,很愿以弱者自足。季刊第四号上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里面的几句话:“他人对于我们所加的不正义,我们不能把一只眼睛来还一只眼睛;他人对于我们的欺侮,我们只好无言地忍受。一切不正义的行为,我们是被禁止了的。”便是我数年以来的思想,近来因为可愤恨的事情万端丛集,我们已经决取一种征服的态度,我个人尤主张对于恶人不讲道理,爽爽快快把他芟了去就是。我近来的行动完全是秉此宗旨。

  近来有些人在多方倾陷我,我只笑着看他们到底把我怎样。我想我的斧法可以不至再乱了,只是我希望朋友们多多给我点激刺——那便是砥石——使我把我的斧头磨得更尖利些。

  仿吾

  六月十四日

  至此,这场笔墨官司告一段落,但对那个年代新文化运动队伍的重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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