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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法治日报》四十载

2020/10/24 17:10:00   0人评论   查看82次 作者: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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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四十载,文发数百篇;编续传挚诚,法情常相伴。”…


  “结缘四十载,文发数百篇;编续传挚诚,法情常相伴。”

  此系前时我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读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法制日报>更名为<法治日报>及变更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的批复》之后,即有感而发顺手撰下的一首“打油小诗”。

  其实,对于《法制日报》更名《法治日报》,我近年已多次有所预感。如当2018年元月中共中央为适应依法治国新形势而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之时、当2018年10至11月上海、福建、四川等多地法制报获准更名为法治报之时、当2019年《法制日报》为将报道领域扩大到全面依法治国各方面各环节而全新改版之时,即有不少读者和作者对《法制日报》更名为《法治日报》曾有过念想。

  尤其是我和数十年如一日一直持续关注《法制日报》的一些老读者和老作者,读到2020年6月22日该报头版刊发的一篇题为《我在学用<法制日报>中历练成长》的文章,对其中“在《法制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我不妨建议《法制日报》更名为《法治日报》,以策应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形势发展的需要,致力于《法治日报》开创更加美好未来”的这段文字,当即感到与我们是“一拍即合”!

  的确,《法制日报》更名为《法治日报》是众望所归!

  因为,作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法治自信、落实新时代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唱响法治主旋律需要的全国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法治传媒,要力争成为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主要宣传平台,要让良法善治的图景更加清晰、途径更加明确,即应在现行宪法明规“法治”和“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而顺应时代发展作出从“法制”到“法治”的准确选择,而从“制”到“治”的这一字之别,既准确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内涵,又更加清晰地显现了良法善治的明确途径。

  事实亦如此!因为数十年来这个全国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法治传媒,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弘扬法治真谛,展示中国法治自信”的重要角色。远的不说,仅以近期其对新冠肺炎疫情舆论及时予以法治疏导为例;别人不说,仅说我个人的相关感受:

  2020年初以来,特别令人揪心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使我及时在《法制日报》暨主流网媒《法制网》发表了一篇适合其发表的题为《联防联控疫情的一次重要的法治考量》的言论文章——

  当时,我坚持在家防疫多日,天天看新闻,关心新冠肺炎疫情势态的走向。于是,从各类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有着泱泱十四亿人口的大国领袖——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的高度重视和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不仅特别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而且还着重强调要统一指挥、联防联控、深化国际合作。全国各地各业坚决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本地本行业实际对联防联控疫情扩散作出全面严密部署。如全国一些省域范畴内尚未在新的一年的元月上中旬召开本级人代会的各地人大常委会,其及时作出的关于推迟召开本地人代会的决定并予以的即刻通告,就是这样全面严密部署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于是,我很快意识到:该项举措,既可谓是对上述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工作的一次重要政治考量,又可谓是对其依法履职工作的一次重要法治考量。

  于是,一篇约2600字左右的《联防联控疫情的一次重要的法治考量》的言论文章即刻便在我的笔下呼之而出。很快,我即电邮给了《法制日报》。同样很快,该文即于2020年2月12日同时在《法制日报》和《法制网》发表。2月14日,又获人民网强国论坛转发。

  读到2月12日《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发表我的这篇言论文章,即突发感慨:多年来,该报不仅关注法学大家、专家、学者来稿,而且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还将更多关注的目光倾注给了基层人大机关和基层政法单位的作者!我为何有此认知呢?

  我依稀记得,从1990年至2005年,我因爱好法治文学和法治言论写作而先后给当时《法制日报》的华表副刊、人大视窗、声音等专刊专版不断地间断写稿。自此一直到2014年,我工作之余已为《法制日报》写稿二十四年有余,而我发表的文章亦达百余篇了。

  虽然,2014年以来的这几年,我先后因代表履职和公益性的社会工作较多,而给自己殊爱的《法制日报》写稿渐渐少了一些,但每当我看到《法制日报》不断在以其“新面孔”出现时,即难免唤起我对结缘已数十载的《法制日报》的诸多难忘回忆——

  的确,当我的目光停留在《法制日报》已发表的自己这数百篇文章、特别是早期发表的迄今已微微发黄的文章版面时,亦当久久地抚摸着报社颁发给我的两本特约记者证(本来是3本,其中有一本已找不到)之时,历历往事,即刻涌上了我的心头……。

  早在1993年6月4日,我即在《法制日报》的周末版(“华表副刊”的前身)首发了大约五千余字的《欲说这“奖”好困惑》的纪实报告文学。当时,我作为该报1980年8月1日正式创刊前就在浏览其前身《中国法制报》的老读者,特别是1982年我开始在地方人大机关从事文秘工作时起就一直是该报的订报学报用报人,实际上此前的好多年,就已陆续为其投稿20多篇了。因此,我的订报学报用报并为其写稿的30年之经历,完全能见证该报自创刊以来是如何忠实记录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伟大实践、如何伴随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事业不断成长而成为如今中央级法治大报的这一非凡历程的!

  正是由于此前我好多年的不断投稿,引起了当时法制日报周末版编辑的关注。如当周末版编辑收到我的这篇揭示当年国际和国内的“卖奖”这一形形色色“多奖大战”现象的稿子时,即予认真修改润色,并及时安排发表。此稿的发表,使我一时“小有名气”,不仅当时有北京、上海、四川、广东等十余家相关报刊竟相转载或摘发了我的这篇《欲说这“奖”好困惑》,而且还于当年荣获《法制日报》好稿奖和四川省新闻奖二等奖。为此,我的写作得到了法制日报社的重视。这年的11月,法制日报报社聘邀首批特约记者,其通联部即直接函告于我,正式聘我为该报社颁证的特约记者。

  于是,我在非常珍惜中央法制大报特约记者的这顶荣誉的前提下,利用公务余暇,积极开展了特约记者的采访活动,并在此后连续两届的续聘中,通过报社各位有关编辑老师的不断编续指导,加之自己笔耕不缀,即不断写下了多篇特约记者署名文章,其中不少文章还获得了地方或全国的新闻或征文的多项奖励。

  如我于1994年8月16日在报纸3版发表的一篇约三千字左右的通讯《同仇敌忾谱壮歌》,是写广元市警民勇斗持枪抢劫银行歹徒的纪实文章。而为编发这篇我署名为《法制日报》特约记者的较长篇幅的纪实通讯稿,此时的责编可谓在编续往来中付出了诸多心血。

  当时,没有电脑,更无电子邮件,打印稿也是在油印机上通过手工印出来的。《同仇敌忾谱壮歌》这篇通讯稿,经数次往返于北京和广元的邮途中,并经过多次修改,才最终定稿。由此,亦足可见《法制日报》编辑的工作责任心。由于此稿较好地宣传了广元市警民的正气,因而当年即被评为广元市新闻奖一等奖。

  又如,我于1994年2月4日在报纸3版发表的一篇题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法制化的思考》的文章,原是一篇约3000余字的理论稿,在寄《法制日报》理论版编辑后,该版编辑即建议我在更加突出文中“思政法制”这一“亮点”之后,将其再投给该报当时正在举办的“红豆杯思想政治工作与法制建设”有奖征文栏目。

  我按该理论编辑的精心指点,不仅将该文改写成了适宜的征文稿,而且发表后还荣获此次全国性征文的二等奖。

  同样如此,我于2001年12月13日在《法制日报》发表的《自考为我的人生提速》一文,亦是在报社编辑的热情推荐和指导下通过投稿于当时由全国自考办和法制日报社共同举办的“我与自考”的全国性征文活动,既得以发表,又荣获该次征文三等奖的!

  在我40年与《法制日报》紧结法缘的难忘经历中,我不仅深深体味到了作为中央级政法综治大报面向基层和群众,“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办报宗旨,以及“视读者和作者为知己”的亲切、温馨之态度,而且真切感悟到了其严谨科学和人性化的办报之素养。

  记得2003年8月13日,当时我在《法制日报·华表副刊》发表的一篇题为《藏羚羊跪拜及其启迪》的纪实散文,在参加法制日报社举办的“纪念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15周年”的全国征文活动中荣获优秀奖。虽然,此时我并未在意这篇文章的署名将“翟峰”误印为了“翟峻”,但其版面主编和编辑却把这一微不足道之小误看得特别重。见报的当天,细心的他们在率先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既专门打长途电话向我致歉,又于见报的第二天(8月14日)主动通过报社办公室专门给我寄来署有“法制日报社”印章的道歉信,恳请我的原谅,并盼我“继续支持本报工作”。

  这种细致严谨的编务之风,着实令我为之感动了许久。

  然而,令我感动的还有《法制日报》不惜版面、不拘一格广纳全国各地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中对人大写作和人大制度研究有一技之长的同志为其撰稿。

  1999年元月,《法制日报》顺应人大制度建设不断加强的新形势需要,而开设了“人大视窗”版面。此后,我即应当时该版编辑之约,将一篇题为《政府报告未通过,再次审议方过关》的千字文发去。很快,经该版编辑精心修改,该文于是年3月4日刊出。

  由于此文系当时第一篇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中央级法制大报传播了地方人大常委会通过依法履职加大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和监督力度并收到一定实效之讯息的稿件,不仅得到了全国多地多家地方党报和人大报刊的转载或转摘,而且还荣获了当年全国人大好新闻奖。

  尔后,我反映人大制度建设及其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文章亦不时见睹于“人大视窗”版。如仅2003年4月至2004年5月,我撰写的题为《搬掉风景名胜区的体制性障碍》《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人大不能袖手旁观》《从立法听证看立法为民》《人大会议的喜人变化》等多文,在经“人大视窗”版编辑精心打磨后而得以刊发。

  2006年至2007年,鉴于法制宣传新形势,在《法制日报》“人大视窗”版改名为“人大·立法”之后,我先后撰写的《小议立法课题向社会“发包”》《乡镇人大会议会期应安排适当》《无主题发言之我见》《监督法面临实施后地方性法规配套》《人大何以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履职》等多文,皆是经该版编辑精编后刊发的。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与《法制日报》通过法制为“媒”而紧紧结缘的难忘经历中,最令我感动的,还有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的那两年,法制日报》作为最有影响的中央级法治综合大报,对灾区作者和读者所捐顾的那种拳拳之心、恳恳之情!

  2008年5月12日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使四川广元市的七个县区瞬间变为灾区,而与汶川、北川同在一个地震带上的广元市青川县,更是霎那间损毁成了极重灾区。

  当时,身处地震灾区的我,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到了人民子弟兵如何在地震发生的当天即连夜徒步行军,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进入四川受灾最重的地区抢险救灾、慰问灾民,不断抢救出一个个血肉之躯的动人情景。

  于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三天,我即饱含着激动和感动的泪花,写下了歌颂我们“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子弟兵的《2008的特别感动》一文。2008年5月15日,《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主编在其电子信箱中发现我的这篇来自灾区第一线的文稿后,立即打通了我在广元灾区刚恢复的电话,不仅在电话中肯定了我写该稿的现实意义,而且还特别关心地问到我和家人的安全、特别关照我和家人要保重,并要我代问灾区群众好!

  2008年年5月25日,《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即专门拿出了约l两千余字篇幅的版面,全文刊发了我的这篇《2008的特别感动》。

  此后在抗震救灾最关键的这段时期,该版主编都在惦记我这位身处灾区基层的作者,不断关切地询问四川灾区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新进展,并不断精心修改并编发了我冒着余震的危险,在灾区赈灾的余暇中先后撰写的《灾后恢复重建实施规划很有必要》《救灾物资监管应进一步纳入法制轨道》《城市公园应完善应急避险设施》《灾区人大与重建条例》等多文,从而使我在为中央政法委主管媒体的倾情援助而深深感动的同时,也强烈感受到了灾区人民在全国人民无私支援下战胜地震灾害的强大精神力量!

  总而言之,我在与《法制日报》通过法治为“媒”而紧紧结缘的30多年的经历中,既深深感悟到了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同时又切切倾听到了这张中央级政法综治大报的编务工作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前行的坚实足音——

  如我于1999年11月8日在该报6版发表题为《营造绿色家居,获得健康环境》一文时,当时的版面编辑即电告于我:“从今之后,您可以在电子版上查到自己的文章了”。而2000年2月2日我在该报7版发表的《憧憬:21世纪网上世界》一文,即是自己首次将电子稿直接通过电子邮件发进了当时版面编辑的电子邮箱,因此而得以受到特别青睐的。据悉,在当时的中央级大报中,《法制日报》应属率先开发电子版,而其编辑又是最早使用电子邮箱的媒体之一。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制日报》在其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中培育了一支高素质、高德才的采编队伍。这支队伍不仅有才华、有朝气、有活力、有敬业精神,而且有率真、耿直、热情、智慧的法制报人的性格特质。正是因其报人皆是这种性情中之人,因而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不仅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记住了他们的真诚和友好。如我在本文前面所提及的这些从未谋面、只是长期通过电话联系和信函往来的主编及编辑就有:李群、李矗、蒋安杰、吴玲、吴永利、曹新建、李勇、陈煜儒、赵黎、侯召迅、马利民、马剑银、朱雨晨、胡建辉、张颖华、韩燕荣、刘昱、李进、张大强、张宝跃、王芳、王宁、武建文、郭克平、李立、刘海琦、周万蕴、高红十、钟鞍钢、邢晖、秦平、凌锋、阮占江、吴怡、张慎思、汪闽燕、吴琼……等。

  现在,只要我一想到这些曾为编发我的稿件而付出殷殷心血的名字,我的心中就会充盈不尽地感激之情!

  我想:正因有上述这样一批“关注法制和民生”的法制报人为不断办好《法制日报》而竭力地“把脉”,所以才有其愈来愈强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生命力!

  亦正因如此,所以我作为与《法制日报》结“文缘”达四十年之久的一位地方人大作者,才要借此文衷心地祝愿《法制日报》在改名为《法治日报》之后,能够将“立足法治领域的中央级法治类综合性日报”的重要作用发挥得更好,能够在“努力将报道领域扩大到全面依法治国各方面各环节,力争成为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主要宣传平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方面发挥更好更重要的舆论表率作用!

  作者系地方人大工作及其代表工作的多年践行者、人大制度和民主法治建设理论的多年探索者;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人民代表报》等百余家报纸和《中国人大》《民主与法制》等数十家杂志发表大量“正能量”文稿;其作品曾获“人民日报理论征文奖”“中国人大新闻奖一等奖”等百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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